本期嘉宾：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主任李俊峰
采访人：中国气象报记者 赵晓妮
“森林里分出两条路，可惜我不能同时去涉足。我在那路口久久伫立，向着一条路极目望去，直到它消失在丛林深处。但我却选了另外一条路，它荒草萋萋，十分幽静，显得更诱人，更美丽。”——当我们面临艰难而重大的抉择时，很多人喜欢引用美国诗人佛罗斯特多年前所作的《林中路》的诗句。
站在气候变化的岔路口，李俊峰承认：“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本身就很复杂，是人类为自己的未来选择发展路径。”
选择一条负责任的路径需要更久时间来检验
从1990年的第一次全球气候变化科学大会开始，各国就应对气候变化问题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谈判，先后形成了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》《京都议定书》等文件。但这些文件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。从1995年第一次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》缔约方大会算起，历时20年，召开过21次缔约方大会。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马拉松谈判。
“这么漫长的马拉松谈判是有价值的，不是浪费时间。”李俊峰认为，这是把科学家的判断变成政治家的决策，进而再变成全球共同行动的过程，需要花时间不断地凝聚共识。
2015年12月12日，195个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》缔约方代表在法国巴黎达成了历史性协议《巴黎气候协定》，确定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幅度控制在2℃之内的目标，并提出为把升温控制在1.5℃之内而努力。
李俊峰赞成法国总统奥朗德所说，《巴黎气候协定》“开启了人类历史上一个新纪元，或者开辟了一个新时代”。他认为，该协定最关键的是三句话：一是本世纪末把全球的温度升高控制在2℃以内，并为控制在1.5℃以内而努力；二是努力推动全球的温室气体排放达峰；三是本世纪下半叶实现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与大自然的吸收相平衡。“实现这三点，就要改变人类的发展模式，实现增长方式的低碳转型、能源系统的低碳转型和消费模式的低碳转型，它是改变人类发展方式的一种开端。”
当然，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包括《巴黎气候协定》仍有需要进一步完善的方面。除了把升温控制在1.5℃之内的难度较高而让人忧虑外，李俊峰认为，还应当注意应对气候变化的道德伦理问题，即“我们现在为后代要规划一条发展道路，是否符合人类的伦理学”。
“该协定要求碳平衡或者碳中和，我们现在能烧煤或使用化石能源，但是30年或50年甚至更久之后，我们的后代就不能用化石能源了。这样的规定是正确的吗？我们为后代选择了一条发展道路。”李俊峰以能源举例，能源基础设施一般需要30年或50年打基础，“只要这个基础形成了，后代想改也很困难。”做这样的选择从伦理学的角度和发展的路径选择来说，可能存在一定风险。
在李俊峰看来，如果要评价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功过是非，可能需要更久的时间，结合人类社会的发展，由子孙后代来检验，“由他们来评论我们，就像我们评论前人的贡献是一样的”。
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别人要我们做，而是我们自己要做
“有人说中国为达成《巴黎气候协定》作出了很大的让步，其实没有这个问题。”李俊峰告诉记者，“达成应对气候变化协定，是中国依据自己的国情和发展阶段做出的行动，对自身有好处，对全球也有贡献，这种可持续发展对每个国家都是有好处的。”
在他看来，应对气候变化并非“倒逼机制”发挥作用，“倒逼是逼着你干一件你不耐烦、不想干的事情，这种说法反映了一种逆反心理，会陷入一种阴谋论。”他认为应对气候变化“不是别人要我们做，而是我们自己要做，做这件事情对我们是有好处的”。
他以增长方式转型和能源系统转型为例解释说，如果增长方式不转型，仍然坚持过去的高资源投入、高能源消耗的方式，仅仅能源增加一项就有可能使得我们的发展变得不可持续。如果能源不转型，煤炭消耗量长期维持在40亿吨以上，我国的空气质量将无法得到改善；如果我国真正实现绿色和创新发展，到2030年至少可以少用10亿吨到20亿吨煤，我们的煤炭占比每年减一个百分点，空气质量改善的压力就会小一些。
实际上，中国很多地方已经在尝试转型发展。杭州与宁波的迥异发展之路就让李俊峰印象深刻。十多年前，杭州市曾徘徊在是否发展重化工的岔路口，最终放弃了这条路子，坚持发展转型走上创新之路，发展高科技、动漫、舒适型旅游等产业，出现了一批像阿里巴巴、万向和吉利这样的企业，也涌现了一批勇于创新的企业家。而与之相距不远的宁波市则选择了走重化工的道路。十多年里，宁波竞争力一度超过杭州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杭州的发展优势逐渐显现出来。“这就是发展转型的魅力。”李俊峰谈起两座城市的发展时说，“发展转型走对了路子，对自身是有好处的，尽管有些抉择或许会经历一段痛苦期。”
“淘汰落后产能，控制污染不是壮士断腕，也不是刮骨疗毒，而是搬家。把旧家具给扔了，才像个新家，把冰箱里存的剩饭、僵尸肉扔了，才能吃上可口的饭菜，道理就是这么简单。”他说。
来源：《中国气象报》2016年2月15日三版
